一名黄埔老兵的初心——黄埔军校第23期生王行富
个人介绍：王行富，生于1928年2月，河南省济源市思礼镇涧北村人。1945年参加中国青年远征军（第一期）204师（师长覃异知）。1948年考入黄埔军校西安分校23期步兵科（校长关麟征）。黄埔军校毕业后分配到西北军区246独立师（师长沈芝升），任警卫营排长。1949年回到家乡济源任教，直至1991年退休。
在黄埔军校百年华诞之际，我作为一名黄埔老兵，心潮就像家乡的黄河水，一浪连着一浪，咋也抚不平。
回望九十多年说漫长也短暂的人生，岁月沧桑，可是不变的，永远是我这一颗对党、对祖国、对民族的赤子之心。
在“红色摇篮”里成长
我叫王行富，小名顺天，一九二八年二月出生于河南省济源市思礼镇涧北村。
涧北村坐落于济源城西九公里的万羊山西麓，因地处洪涧河北岸而得名。村民多王姓，明初由山西省洪洞县迁于此。
村中有弥陀寺，因祀奉弥陀佛而得名。初建于明，清乾隆年间重修。清光绪年间，寺内设涧北小学，是之后享誉济源多年的公立小学，同时是济源少有的百年老校之一。涧北村不仅有小学，还有中学，是解放前济源仅有的两所中学之一。还有师范学校，我父亲当时就在师范学校当管理员，负责勤工俭学。
涧北学校因早期为我党我军培养了一大批进步青年，所以学校所在的弥陀寺被誉为济源早期革命活动的“红色摇篮”。
一九三二年，焦作中心县委书记党继新受中共河南省委派遣，曾在此以教书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同年十二月壮烈牺牲，年仅二十六岁。
一九三五年，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济源籍将军李中玄曾在涧北村任教，还是我上三年级时的班主任。
一九三九年，中共地下党员、济源县委宣传部部长于思礼曾与张文功同志在涧北开办贫农义务小学。一九四三年十月，于思礼被党民党反动派活埋于武山脚下。我家所在的武山镇就是为纪念于思礼烈士而更名为思礼镇的。
武山就是我村东边的万羊山，属于南太行山系列。相传因当年山上建九仙圣母庙时，万羊驮物和祈子还愿者献羊上万，所以又称“万羊山”。
涧北村得益于万羊山西的多所学校，更是人才辈出。百年间，从涧北学校走出后考上大学的有二百五十余人。
村人王品青，一九二一年在北大物理系深造，他曾是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的学生，曾参与创办《热风》和《新青年》杂志，是鲁迅先生非常喜欢的青年才俊，可惜英年早逝。
村人王信儒，十七岁考入黄埔军校，为第七期学员，曾奉命率队反击日军发动的卢沟桥事变，在战斗中身负重伤。
我从小就生活在这样浓厚的革命文化氛围中，心中对求学、对革命充满了渴望。六七岁时我进入涧北学校上学，那时的同学不光来自本村，还有方圆几十里的许多走读生。当时学校开设有《修身》《读经》《中国文学》《中国史》《地理》等课程，音乐课上有风琴伴奏，体育课上有各种球类，上体操或往县城开会时，有“洋号”“洋鼓”在前吹打领队，同学们个个精神抖擞、步伐整齐，十分壮观。
可惜这样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仅仅持续了三四年，就被迫中断了。记得有一天，天刚灰灰明，爹娘忽然不让我再去上学，而是领着全家人慌慌张张地往山里面跑。后来才知道，是日军进村扫荡。从此，我欢乐无忧虑的童年戛然而止。而同时，“红色摇篮”却在我年幼的心中埋下了革命火种。
黄埔军校的启蒙
一九三八年，我十岁。一天，好多年都没有见过面的堂叔突然从外面回家了。堂叔穿一身军人的服装，还挎着剑和刺刀，真是威武极了。我和堂弟围着高大的堂叔，摸他身上亮闪闪的徽章，仰起脸非常好奇地问这问那。堂叔俯下身，摸摸我俩的头，笑眯眯地看着我们。他当时说什么话我已记不大清，只记得他从身上取下那把剑挎在堂弟身上，又把刺刀取下挎在我身上。那剑和刺刀亮闪闪、沉甸甸，挎在我俩身上都超过膝盖了。我俩时而低头欣赏自己身上的武器，时而又相互琢磨对方的，觉得无比神气。
后来堂叔又给我俩发了一叠写着抗日标语的纸，让我们去村里贴。虽然当时懵懵懂懂，但觉得那么厉害的堂叔交给我们的任务一定是好的，所以我们一定得干好。于是，我和堂弟就雄赳赳气昂昂地到村里贴标语去了。至今仍记得一条标语上写的内容：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日之责任！
堂叔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我从大人嘴里慢慢知道，堂叔毕业于黄埔军校，是国民党军官。
黄埔军校，这个陌生的名字，就这样第一次走进我年少的心田，并在那里扎下了根。只是当时还不知道，自己随后竟然也会走进这所驰名中外的军校。
为求学南渡黄河
一九四一年，河南大旱，夏秋两季颗粒无收。加上随后的水灾、蝗灾，日寇、皇协军的烧杀掠抢，天灾人祸层层叠加在一起，让老百姓逃荒的逃荒，饿死的饿死，不少家庭死得一个人都不剩。整个村子空荡荡的，用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诗句来比喻，一点也不夸张。我家同样不能幸免于难：我姐感觉实在活不下去了，为减轻家人负担，自己投井自杀了；我小妹妹在逃荒路上被活活饿死了；我小弟弟被饿狼咬死了；我爹一不留神被日本人抓去当小夫了。爹娘辛苦养大的四个儿女，死得只剩下我一根独苗。人们每天在死亡线上挣扎，心惊胆战，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一天，在县文教局任职的本家王永琛忽然回来了。他动员我们几个同学到洛阳去读书，说那里是国民党统治区，比较安全。尽管爹娘千不舍万不舍，但我读书的去意已定。日寇的铁蹄将我们的读书梦碾得粉碎，我本已苦闷至极，如今有了继续读书的一丝光亮，岂能错过？但爹娘最怕的是这兵荒马乱的年月，万一再发生什么不测，他们连我这唯一的儿子也没有了。好一番软磨硬缠，爹娘终于勉强同意。我像是从笼中飞出的一只小鸟，与本村六名同学一起赴洛阳求学去了。那一年，我十三岁。
三年后，日军攻陷洛阳，我们学校被迫迁到河南宝丰县，随后又不得不迁到内乡县。一路上，满眼都是残垣断壁，尸体横七竖八倒在野地也无人掩埋。乌鸦像一群黑色幽灵，哇哇哇地叫着飞过头顶，愈发瘆人。到处都能看到衣不蔽体、形容枯槁的人们，到处都能听见凄凄惨惨的哀嚎。目睹日寇横行下的惨状，抗日的激情在同学们心中剧烈地涌动，个个义愤填膺。谁说“百无一用是书生”？我们每天高唱岳飞的《满江红》：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走上街头高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颇有“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壮烈。
佩戴“中原之光”西征
与此同时，国民党远征军来学校招兵。同学们纷纷踊跃报名，希望以身许国。那年我十六岁，个子已经超过一米七，当兵没有任何悬念。可万万没有想到，二审时却因色盲被取消资格。别人眼中的绿色，到了我眼中就是红色，而别人眼中的红色，在我看来则是绿色。
我不死心。这点小毛病怎能阻挡一个热血青年强烈的抗日决心？忽然想起堂叔那年回乡时让我和堂弟张贴的标语：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日之责任！撵着部队首长据理力争，甚至是软磨硬泡、死缠烂打，最终还真的把首长给说服了！至今想起仍心存感激。
于是火速写了一封斗志昂扬的家书，让堂弟带回，告知父母：好男儿当共赴国难。
一九四四年十月，我和同学们在内乡县穿上军装，准备前往四川万县参加青年远征军培训。河南同乡会为鼓励我们这些即将远征的年轻士兵，给每人颁发了一枚印着“中原之光”的徽章，外加一小竹篓咸菜，有萝卜干，还有榨菜。我们把“中原之光”的徽章别在胸前，把咸菜挂在腰间，眼含热泪，深深鞠躬，告别内乡父老。
走了四五天到达湖北境内的老河口，稍事休整后重新上路。又走了半个月时间才到宜昌。途中不时会遇到小股日军的袭击，头顶时不时还会响起敌机的轰炸声。我们在与日军的周旋中，每天徒步行军四五十里，风雨无阻。没有蔬菜，没有米面，差不多是糙米配咸菜。鞋磨破了，自己在野地拽把长得结实的草编双草鞋继续前进，或者找块破布包着，再不干脆光着脚丫走。脚掌磨破或被荆棘扎破而流血化脓，是常有的事。在宜昌，我们等了五六天，终于等到往上游去的轮船。大家兴致勃勃登上“民生号”，在长江上逆流而上，又漂泊了三天，终于到达四川万县。掐指一算，从内乡到万县，差不多用了一个月时间。尽管途中诸多苦累，但都被“中原之光”驱散。
青年军共有十个师，我被分在二零四师六一零团迫炮连，师长覃异之，团长胡一。我们那时候的口号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现在回想起来，仍感觉热血涌动。从此，我们进入紧张训练状态，时刻准备上战场。
一九四五年八月三日，蒋介石开始阅兵，鼓励大家进入印缅后要奋勇杀敌，报效祖国。我们个个摩拳擦掌，热血沸腾。
很快，一支又一支兄弟部队陆续出发了，我们也时刻准备着。可谓“箭”已经搭在“弦”上，只要一声军令，“嗖”的一声，我们即刻开赴印缅，一秒钟都不会耽误。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护滇缅公路畅通，确保抗战物资能够顺利进入国内。
然而，就在我们整装待发时，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一颗惊雷穿透漫漫长夜，炸响在全世界的上空：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八年了！侵略者终于滚回了他们的岛国！人们喜极而泣，奔走相告：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太好了！太好了！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政府在停靠于东京湾的美国海军“密苏里”号战舰上，正式向盟国投降。九月九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典礼在南京举行，受降主官为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作为抗战胜利的纪念，部队给我们每位士兵颁发了一枚银质V字奖章，还有一张日本签降照片。
圆梦黄埔军校
从青年军回来之后，我又继续自己没有完成的学业。但经过远征军的训练，我从军报国的愿望更加强烈。一九四七年，位于西安市王曲镇的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招生。怀着对黄埔军校的无限憧憬和向往，我迫不及待地报名参加考试并被顺利录取，成为黄埔军校第二十二期步兵科的一名光荣学员。
我们时刻牢记军校倡导的“忠诚报国、爱国荣校、修身齐家、笃行敬业”和“亲爱精诚，团结合作，勇敢善战，无私奉献”的理念，都想把自己锻造成一名优秀的军事人才。
记忆深刻的，是“一严二紧三放松”的校规。
第一个是“严”，就是纪律严。体现在日常生活、行为举止、学业成绩等各个方面。上课坐姿不好，内务不整洁，用餐不按要求，就会受到严厉的肉体和精神惩罚。用餐只给十分钟时间，教官从来不坐着，总是端着碗在学员中间边转边吃，先大口吃白饭或者馒头，吃完主食再猛吃菜。如果看到哪个学生吃相斯文，磨磨蹭蹭，立刻给予严肃警告。记得有一次，一位同学不知道从哪里弄了一点小咸菜配饭吃，被发现后，立即被要求放下碗筷，到门外罚跪，一跪就是几个小时。
半夜经常会有紧急集合或者军事演习，学员必须在极短时间内穿戴整齐、打好背包，到操场列队集合。教官让学员反复蹦跳，检查背包是否打好。一旦谁的背包松脱，立即被罚做立定卧倒，一做就是好几十个。有的同学吓得晚上不敢脱衣展被，被教官发现后，同样会要求立即抖开被子脱衣睡觉。那时流传着一句名言：“不怕调皮捣蛋，就怕单个教练。”
第二个是紧，就是学习紧。政治理论方面经常学的是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国内外时事等内容，还接受爱民教育。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天上课教官走进教室，值星官喊“起立！”大家一起大声诵读孙中山先生的“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然后坐下。不爱钱、不偷生，知耻而后勇，为主义而奋斗，为主义而牺牲，继续先烈革命，以达国民革命之目的，以求世界革命的完成。在这里，我们张口闭口都是“革命”，“革命”成为同学们使用频率最高的词。
军事科目分学科、术科两类。学科主要是军事理论、军事知识。术科主要是实战，要学会使用刀枪剑等各式武器，如枪榴弹、七九式步枪、汤姆生冲锋枪的使用，还要学会各种军事技能，如劈刺、格斗、伏击、侦察地形等。军校还经常举办军事演习，检验我们学习成绩。
第三个是放松，就是学员们在严肃紧张的学习训练之余，还有难得的放松时间。平时早晨五点半起床就开始跑操、上课、训练，直到晚上九点才能休息，非常紧张。到了星期天，则可以安排适当的娱乐活动。大家可以打扫卫生、整理内务、清洗衣物、理发，经请假批准后还可以在值星官的带领下上西安市内的书店买本书，到商店转转，品尝一下当地的风味小吃。那时大家放松时间经常围坐在操场上，有唱豫剧、粤剧的，有说评书的，唱山歌的，还有自编自演话剧的。至今还记得《军人争气歌》的内容：“军人，军人要争气。咱们中国被人欺，热血要洒，发奋起，不能受制做奴隶……”还有《玉门出塞歌》：左公柳拂玉门晓，塞上春光好…… 我现在能唱歌，会吹口琴、拉二胡，都得益于军校的业余生活。
一九四八年，我毕业后被分配到甘肃武威二四六师任排长。这时期国共内战已接近尾声，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当时感到非常迷茫，非常苦恼。当部队退到重庆时，我遇到了参加青年远征军时的一位首长，不由向他倾吐胸中的苦闷，我问首长：“为什么接到的命令总是后退？”
他看了看我，问：“你离家多少年了？”
“八年了。”我说。
“愿意去台湾吗？”他突然问我。
我吃了一惊，疑惑地问他：“去台湾干嘛？我父母就只剩下我一个儿子了呀。”
他沉默了一会儿，才对我说：“那你先回家看看父母吧，然后再回来。”
回归故里
就这样，在一九四九年底我离开部队回到久违的故乡。而我刚离开部队没两天，重庆就解放了。
那天清晨，一进村就碰到了我大伯。大伯正在扫地，我轻轻叫了一声“大伯！”大伯抬起头，眼神迷离，好像不认识我的样子。我说：“大伯你不认识我了？我是顺天呀！”只见大伯眼睛立马睁圆，“啊”的大叫一声，扔掉手中的扫帚，头也不回就往前跑，边跑还边大声喊叫：“顺天回来了！我家顺天回来了！”
记得那天家里去了好多人，本家亲戚，街坊四邻，站了一屋一院。爹娘抱着我痛哭了一场。八年了，原以为早已不在人世的独子又回来了，他们咋能不惊喜呢？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一转眼，新中国成立已经跨入第七十五个年头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国家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安居乐业，过上了过去想也不敢想的幸福生活。但越是变化巨大，越是难忘过去的苦难辉煌。
如今，我的许多同学、战友都已逝去，我常常翻出他们的老照片，凝视着，抚摸着。那一张张英气逼人又无比可爱的脸，常常让我回忆起激情燃烧的岁月，想起那些与青春、与使命相关的点点滴滴——“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新时代新征程，我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希望看到祖国更强大、更美好的明天，仍然希望用流淌在我血液里的黄埔精神激励后代：忠诚报国、笃行敬业。
（王行富口述 王银枝 王荣香 整理）2024年1月25日
